崔小涛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智慧，显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分析世界大势，又一次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必将对世界政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进。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经济社会形态酝酿着新的变化，各类全球性风险挑战不断涌现，国际上的冲突动荡此起彼伏，各种国际思潮相互激荡，国际权力格局进行深度调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增加。在这样一个变化、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面前，“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主席科学把握当前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和人类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伟大理念。这一理念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进取，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多个国际文件，使这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相继提出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不断在各个领域细化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捍卫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等方面以身作则，推动这一理念走深走实，必将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有助于改变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结盟对抗等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推动国际关系朝着互商互谅、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尊重国际法则等良性方向发展。当前，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现实仍然是崇尚实力、充斥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划分、联盟对抗等传统现实主义做法。甚至，个别大国总是自视为“世界警察”和“人类文明的灯塔”，热衷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奉行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频繁干涉他国内政，无视国际道义和国际法治，严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的权威。在这种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的作用下，国际政治现实只能陷入无休止对抗的恶性循环。

习近平外交思想从根本上否定和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坚持国际法则、厉行国际法治，维护国际社会公认的规则与共识；提出了全球治理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正确义利观等新型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发展、安全等领域规则和理念的变革。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坚持正确义利观，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这些外交理念和实践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现实的转型。

再次，有助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降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一些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突出，与族群矛盾、宗教矛盾叠加震荡，导致西方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ぶ饕?、单边主义越演越烈，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遭受冲击。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领域的时代性、公平性、公正性问题突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美西方国家依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设计建立的，结构滞后，架构陈旧，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不能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形势。全球治理面临制度供给不足、合作意愿不强、功能弱化、资金短缺、争议不断等一系列问题。

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作出顶层设计,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在实践层面，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参与极地、数据、外太空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等；主动提供一系列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积极开展国际发展援助，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中国的实践努力有助于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公正更有效的方向发展。（责任编辑：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