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网记者 申罡  实习记者徐瑞霖

2月26日下午，《中国圆桌》2021全国两会专场在中国网召开。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受邀出席本次论坛。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在“中国圆桌”论坛上发言

谈及“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宏观经济特点及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时，伍戈认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既有传承，也有转折的一年。很多业态、经营行为、政策取向，甚至是我国对于国内外很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危机往往带来经济理念上的变化。

伍戈从供需角度阐述新冠疫情和开局之年的关系。伍戈指出，过去几年，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改革。其中一项是供给侧改革。在短期供给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遇到外部冲击，出现下行，首先考虑使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放松政策，例如70年代我国建立的信用货币体系。西方国家目前利率为零，在进一步QE（量化宽松）的时候，整个资产价格涨势和实体涨势不一致，资产价格和其他价格偏离的过程，导致贫富差距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反全球化的基础，国际上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伍戈认为，在西方进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中国保持定力并施行供给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靠供给创造需求，从而应对外部冲击。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是为“十四五”保驾护航的关键。当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时，中国经济则随着GDP的恢复，利率缓慢转弯。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有关政策不急转弯，与我国经济基本面疫后修复相关。中国过去几年，遇到外部冲击后，既从需求侧发力，又从供给端发力，值得总结和回味。

数据显示，过去三到五年中国贸易在世界的份额持续上升。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为什么中国出口产品有韧性？伍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行政性行为无法真正抵挡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国与国之间建立壁垒，不能真正阻挡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使得资金、货物到达真正需要它的消费者手中去。只要坚守市场化，中国经济的韧性是超乎想象的。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伍戈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重要的着眼点，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活力。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在疫情管控方面的积极行为，使得人们现在能在这里讨论问题。未来，如何衡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摆在经济研究者面前的严肃问题。在很多领域证明政府管控是有效的，比如疫情防控，但在另外一些领域不是非常清楚，比如科技领域。伍戈认为，政府介入很关键，但怎么介入非常重要。政府和市场有效的结合能使成本和收益取得平衡。在改革开放更长时间内，曾经有过一些所谓新兴产业有很多不好回报的例子，包括发改委每年公布产能过剩的行业，也不乏一些新兴的产业，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重新规划。

关于中国的债务与杠杆问题，伍戈指出，我国前期积累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从经济和财政货币的角度看，我国债务杠杆处于相当高的位置。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中国经济能够重新腾笼换鸟，重新激发活力。一方面从微观主体制度改革创新出发，另一方面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或许能够为“十四五”打开广阔天地。其中，最重要就是债务和杠杆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直视，不可回避。从存量和增量两个视角进行创新性的思考。存量需要政府进一步的介入，市场化改革性质的化解存量债。另外，刚兑问题是发展中不可规避的问题。国企打破刚兑已司空见惯，但是融资平台，特别是城投，没有一例打破刚兑的例子。

伍戈认为，疫情期间，中国电商物流能够兴起，归结于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力。同样的货物从上海运到北京，和从华盛顿运到纽约对比，中国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加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但是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高杠杆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如果能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分担，将有助于“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轻装上阵。

今年在全球范围疫情退潮的过程中，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回归过程中，要控制回归的速度和防范企业风险。服务业、接触性消费行业救助政策的退出要审慎。相信在2021年两会中间，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目标、货币的目标，会与不急转弯的基调相一致。

责编：蒋新宇

推荐：中国网智库中国工作室品牌栏目“中国圆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