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莹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作为国际战略类智库，应当发挥好决策的参谋作用，具备向社会解读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拥有国际传播能力，能够履行战略对话。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力快速提升。与此同时，面对的大事、难事、急事也不少。时代呼唤更多优秀智库脱颖而出，为党和国家破局解题凝聚智慧。

目前我国研究机构门类齐全，但类别差异较大。经济等类型的研究机构经过多年实践，与决策部门互动较好。相比之下，研究国际政治和战略的机构在服务决策方面有些滞后，其体制、机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决策的需求，也难以聚合更多高端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将之提升到了国家软实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今年初，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智库建设迎来春天。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提出“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的倡议，将我国智库的国际化、影响力推向新层面。加强国际战略类智库建设，孵化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战略智库，刻不容缓。

国际战略决策是国家基本政治和政策的延伸，中国新型国际战略构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于国家。同时，智库研究应有独立、客观的品格。作为国际战略类智库，应当发挥好决策的参谋作用，具备向社会解读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拥有国际传播能力，能够履行战略对话。

我国国际战略领域有关机构的成熟度、基础研究能力和政治向心力均较强，但有的研究机构缺乏对现实外交活动的了解，跟不上决策需求；政府类研究机构经费使用限制多，大量经费只能建“库”、无法扶“智”；一些新兴民间智库财力雄厚，但课题针对性不足，建言通道也比较狭窄。此外，一些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充分尊重，一些优秀学者、研究人员的力量缺乏施展空间。

如何促进国际战略类研究机构向新型智库转型？

首先，下决心改革创新，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从体制机制上向现代智库转型，从服务决策的角度去选题、定项。以“一带一路”为例，研究界一窝蜂地做宏观诠释，而决策迫切需要有数据支撑的实在研究，包括物流、安全等具体问题和国别认识。新型智库应找准定位，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和决策的需求。

其次，智库学者应具备良好的品质信念、扎实的专业功底以及宽广的国际视野。以严谨、客观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沉下去搞调研，静下心做数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对决策者来说，需要转变观念，搭建向智库通报政策信息的机制，构建采集智力产品的通道和高效利用资金的制度，以包容、开放的心态鼓励智库聚合各类高端人才，扶持领军人物。例如，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智库互通的协作网络，成立国际战略智库联合会，制订国内、国际传播规划，推出优秀的中国学者和思想作品，等等。

国际战略智库建设任重道远。增强大局观、历史观，面向全球化、面向未来，来一场“转型革命”，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才能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有力依据，智库的价值才能最大化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