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 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

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 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

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

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