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接受凤凰卫视Uradio综合台“3D话新闻”广播节目的电话采访，谈“能人腐败”与海外贪官回国问题。

Uradio：从之前落马的仇和到刚刚落马的福建首虎，都被成为能吏，在地方建设和发展方面都大有作为，是否这种“能吏”模式必然意味着贪腐的高发？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今天，如何避免能吏贪腐？

聂辉华：首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涉及到“能人腐败”现象。除了仇和，之前的刘志军、李春城、杨卫泽等人，也都以能干闻名。这些副部级以上官员，属于“官”，而不是“吏”，因此用“能人腐败”现象比“能吏模式”似乎更恰当。其次，我认为能人腐败与贪腐高发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官员可能既腐败又干事，也可能光腐败不干事。从我们掌握的公开资料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政绩更好的“能人”贪官比政绩平庸的贪官贪污得更多。如果制度不完善，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比如逆向淘汰成为普遍的潜规则，那么不管是能人还是庸人，贪腐的概率是一样的。再次，高速城市化必然导致大量的基建工程、交通工程和土地交易，也就蕴含着巨大的权力寻租机会，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腐败高发就是必然的。要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避免能人腐败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的一个国情就是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或者说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总之，没有完善的制度，能人也会变坏。

Uradio：贪官外逃的前提往往是伴随着巨额的经济利益成功向外转移，然而在这种模式之下，因为身份的问题，贪官本人却很难享受到其转移的巨额经济利益的好处，王国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贪官选择外逃？在海外被抓的成本比国内低吗？

聂辉华：我认为，王国强的情况是个案，未必具有普遍代表性。如果贪官在海外都不敢用护照，都躲在合租屋里，那么多贪官早就回国自首了。事实上，大多数外逃贪官都是在逃跑之前就办好了多个国家的护照，而且家人提前一步到外国定居，都有合法身份。一旦东窗事发，贪官就提前逃跑出国。这些贪官凭借之前转移的大量财富，在当地投资房地产，购买豪华别墅，有的家属已经在当地找到了合法工作。如果他们拥有合法身份，没有偷税漏税，也没有在当地违法，事实上根据法律他们是难以被遣返的，而且中国跟很多国家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因此海外反贪的制度障碍其实很大，导致海外抓捕一个贪官的成本远高于国内。这需要双边国家进行高层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