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智库怎样找到最理想的组合结构？智库作为国家的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我们对决策层的影响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我们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贴近中国的实际，贴近上海的实际，同时又具有世界的眼光，体现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向？再比如，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规划、综合研判及战略分析能力的提升……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仍然不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整个世界变化的需要。要破解智库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要总结智库的实践经验。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目前中国虽然有１０００ 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但是水平和质量上堪称为世界级的是凤毛麟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先生说好的智库必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独立性，不仅仅是财务独立，思想也要独立，这一点对中国智库很重要。发表的东西质量如何，决定智库的整个水平。他提出的三点确实是中国智库当前所缺乏的。

中国智库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战略性不足，提出的建议大部分是应对、被动的，有些事情拿出的时间、拿出的方式以及拿出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第二，操作性不强。第三，提出的方式不好，纵观全球智库，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智库的观点都是在智库早餐会、座谈会，包括研讨会发布，这些都是他们的提出方式，甚至是在一些国际的大场合。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智库发展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第一，中国智库建设的滞后性和国家安全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对称，客观地说中国智库存在相对滞后特征，表现在规模小、研究散、影响弱，总体上智库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不多，无论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提供的产品，尤其是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都不大，包括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存在滞后的现象。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并不允许智库建设还是按部就班进行。

第二，中国智库研究的反应性与解读性研究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性和研究性不对称，国家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即使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学术化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中国智库研究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国家安全对策的复杂性不对称，与国家现实要求相差太远。

王荣华：应该清醒地看到，同顶尖智库相比我们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智库在创新能力、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存在巨大差距，对社会产生积极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目前处于活跃状态的中国智库主要是四大类，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在公共决策当中政策咨询服务向体制内智库倾斜，社科院、高校专业智库和民间智库没有充分进入公共决策的过程。一方面，智库的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难以有效地对接；另一方面，出现依附关系，表现为智库研究重在阐述性，缺乏创新性。

另外，智库发展专业化分工不足。目前智库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针对性、有效性、专业性不强。一些政策建议浮于表面，缺乏可操作性。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也严重滞后，一些研究人员把主要精力用于疏通各种社会关系，而忽略了精心钻研，极大伤害了智库专家声誉，决策者、社会有时候感叹真心想听意见，还真难听到有分量的意见。

（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主编 王辉耀 苗绿 人民出版社出版）